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五月间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，于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这次大会处于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的危急时刻，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性的重大抉择。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，是一次在极端复杂环境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会议。
大会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所处的阶段。代表们经过激烈讨论，明确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当前革命的性质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。这一基本判断，为党在迷雾中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。会议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指出其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妥协退让，尤其是对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。
在组织建设方面，五大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。大会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，这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雏形，标志着党开始有系统地加强党内监督和廉政建设。这一制度创设，体现了党在幼年时期就注重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的政治远见。大会还通过了《组织问题议决案》，强调“党应该走向大群众中去”，使党的组织“更密切地联系群众”，并对党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，为日后在艰苦环境中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面对严峻的形势，五大提出了若干应对策略。大会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，通过了《土地问题议决案》，指出“现在阶段之中，革命的主要任务，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”，这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了纲领依据。同时，大会也对建立和扩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相关决议未能充分落实，但其思想萌芽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实践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准备。
受制于当时党整体上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经验缺乏，五大未能提出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可行方案，也未能在右倾错误之外找到立即扭转危局的明确道路。大会之后不久，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，大革命最终失败。这一结局，凸显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突发反革命事变、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面的不成熟。
纵观中共五大，其历史意义在于：它在革命危急时刻凝聚了全党，在政治路线上澄清了是非，在组织制度上进行了重要创新。大会的成果与局限，共同构成了党继续探索革命道路的宝贵经验。正是这些血与火的教训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，最终在后续的革命实践中，逐步找到了“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”的正确道路。五大所展现的在逆境中坚持斗争、在挫折中加强自身建设的精神，成为党不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精神财富之一。